【《证券市场周刊》特约作者 魏凤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市场已无分歧，但对经济如何复苏，以及复苏的力度与节奏，则存在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当库存周期行将结束时，未来中周期繁荣的路径有二：技术路线与制度路线。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重于技术，因而布局制度红利正当其时。

自2010年4月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二次去库存。需求特别是投机需求减弱，企业利润下降，所以通胀整体无忧。因为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吸纳已接近饱和，所以货币政策放松对经济的复苏基本上不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二次探底是个大概率的事件。对于二次探底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政府以年度GDP增长率低于2009年的8.7%为标志，资本市场往往以季度GDP同比增长低于8%为标志。由于二次去库存与一次去库存相比，时间长、力度弱，所以，二次探底的底部比一次探底的底部要高。

我们预计201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将下降到7.8%，但仍明显高于2009年一季度6.2%的底部。经济完成探底之后，由于库存重建，开始回升。市场的分歧也正在这里，回升的速度有多快呢？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能否从库存周期顺利过渡到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并持续7-8年的繁荣呢？

制度重于技术

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进入到下一个周期的繁荣，关键是取决于微观企业能否恢复自生的能力。一般认为，随着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外生性的增长已经结束，而内生性的增长取决于制度刚性与结构刚性是否被打破。制度刚性可以看作是制约企业成长的外部因素，而结构刚性可以看作是内部因素。

从外部因素来看，市场自生能力受制于制度刚性。过度刺激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侵蚀了创新的收益，公权过分侵占私权而挤占了市场的空间。始自2010年初的管理通胀预期与打压房地产泡沫政策，解决了部分技术难题，但过度刺激的后果3年难以消除。针对公权对私权的侵占，政府开始放松管制，但并未见实效。

从内部因素来看，市场自生能力受制于结构刚性。外延式增长在资本收益边际递减的作用下随着国际市场的收缩而呈规模收益递减之势，而内生性增长又因为创新不足而难以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长期态势。

在这种状态下，未来的复苏首先会从结构刚性的打破开始。一是通过库存重建，进行简单再生产；二是，通过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进行扩大再生产，目前政府力推的新能源等行业即受益于此。

结构刚性的打破在市场空间收紧、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下降的背景下，注定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意味着通过制度刚性的打破创造新的需求将是中周期繁荣里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现在的问题是，制度刚性如何打破？

从权利的视角看，制度刚性突出表现为权利分配的不对等，即通常所讲的收入分化。收入分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穷人与富人拥有收入或资产的关系，它是一种全方位的体现。政府与企业、资本与劳动、城市与乡村、权贵与政府、金融与实业等等都存在着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让利，才能把需求激发出来。

当穷人有创新动力， 而无创新能力；富人有创新能力，而无创新动力的时候，创新是不存在的。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当创新不存在的时候，增长也将会陷入停滞状态。

从这个角度讲，打破制度刚性是中周期繁荣的必要条件。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看，每一次大的繁荣都是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1978年、1992年、1998年都是打破了制度刚性，从而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我们判断在2010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马上要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都将在这方面做出重大突破。

让利路径

基于经济增长反弹，可以投资布局重建，基于制度变革可以布局制度红利，这是未来明确的投资逻辑。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对制度红利的理解要有一种新的逻辑，也并非一定要等到二次探底政府才会进行变革，变革旨在防止经济二次探底之后的萧条。二者是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

由于让利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重新博弈，因为它不会产生系统性的机会，只可能产生结构性的机会。不仅如此，变革的结果是看不清楚的，因而布局过程更有现实意义。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建议如此布局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