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周刊》特约作者 Jim O’Neill】国际储备货币问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可能发挥的作用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自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已经主宰了全球金融系统。近年来，这种主导地位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同时寻找其他替代货币的期望也越来越大。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元主宰了全球金融系统。在20世纪之前，英镑也曾经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如果本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人民币是否会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全球金融系统是否需要多元货币储备体系，尤其是在本世纪中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4月份二十国集团会议前夕，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货币体系的文章。周小川清晰地论述了SDR的发展情况，它警示我们正处于对美元依赖性的尴尬境地。

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日益严重的外部失衡已经使很多人担心美元的长期价值。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美国实施了非常激进的刺激政策，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迅猛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此外，欧洲债务危机可能降低欧元作为替代储备资产的吸引力（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2000年以来，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71%下降到了2009年的62%。但金融危机使美元成为避险的港湾，可以说，金融危机拯救了美元。然而，危机中所凸现出来的美国经济脆弱性，使得各国对未来储备资产的多样化越来越感兴趣。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构建起来的较高水平预防性储备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倾向于以持有“战时储备”的形式进行“自我保险”，而不是依赖于从IMF借入附加很多条件的贷款。

外汇储备多样化的一个方式就是增加或者创建其他储备资产，例如SDR。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更像一个“主权财富基金”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储备货币问题。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们不愿意美国轻松地赚取“铸币税”。如果能创建更多的SDR资产，其好处就会根据各国在IMF中的出资额比例分配给IMF成员，这也是为什么获得IMF投票权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

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借款，但也使美国经济过度依赖其债务，这也正是储备持有者所担心的地方。然而，更多地依赖SDR作为全球储备资产会将收益（铸币税）和成本（持有所发行资产的潜在不稳定性）根据其投票权分散在IMF的所有成员中，成本和收益将以更为零星的方式分散。

根据规定， SDR的货币是由商品和服务出口额最大的四个IMF成员国发行的货币组成。目前，SDR中美元占44%，欧元占34%，日元和英镑分别占11%。虽然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最大，但是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已经与中国相差无几。由于人民币目前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IMF的协议条款不允许在SDR中加入人民币。

如果SDR的权重仅仅基于出口额，我们预计2020年SDR的组成为：人民币（46%）、美元（16%）、欧元（25%）、日元（8%）、英镑（5%）。如果我们按2009年的出口额计算SDR的权重，其组成将是：人民币（25%）、美元（21%）、欧元（36%）、日元（11%）、英镑（7%）。

但是，在确定SDR的权重时，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准：每种货币在其他IMF成员国储备资产总额中的重要性。

为了降低流向美国的铸币税，中国希望远离以美元为核心的储备货币体系，并倾向于SDR，但是人民币暂时无法避免在全球储备中低份额的格局。也就是说，在获得更大的全球储备份额之前，中国在SDR中的作用不会大幅度增加。

作者为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石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