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央行发布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2530亿元，远低于市场预期，当日上证指数微跌0.11%。央行此举，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层对通胀的心理预期。同日发布统计局数据，10月份CPI同比下降0.5%，降幅继续收窄，似乎也支撑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始于7月份的央行“动态微调”或许也是在这种担忧之下的产物。在市场做出强烈反应后，8月份央行及时调整了货币投放量。而10月30日央行发布的《2009年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强调做好通胀预期管理时，市场再次唱响通胀将至的声音。然而在“看见通胀就晚了”的背景下，“多头司令”突然看弱增长后势，警告或将发生通缩预期。

通缩魅影悄然显现

于颖：随着中国经济筑底回升趋势明朗，以央行为代表的主流声音认为，通胀将不期而遇，差别只是年底年初的时间问题。5月份曾以“中国经济将呈V型强劲反弹”观点而被市场人士命名为“多头司令”的宋国青教授，突然站到了少数派立场上，于9月底发出警示：有迹象显示，中国出现了通缩预期。10月1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次内部讲座上，宋教授再次强调了这一判断。而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市场乏于呼应。

任若恩：的确，目前这是少数派意见。国青的看法是，宏观经济的特征是宏观调控下的增长减缓。主要是指GDP季度环比明显减慢，三季度的数据及对四季度的预测得出同样的判断，取代通胀预期的是通货紧缩预期。

于颖：宋教授从哪些数据中发现了这一微妙变化？

任若恩：价格指数和GDP环比。他的观点认为，目前已经公布的10月份的一些旬报和周报价格指数都在下跌。从10月份主要价格指数看，三季度生产水平偏弱，相对潜在生产能力是“大马拉小车”。如果3%的通货膨胀率对应正常运转，通货紧缩或者零通胀意味着生产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三季度控制贷款，而不是没有生产能力或没有意愿生产；另外，价格变化可能也包含了对未来信贷政策预期的变化。

于颖：“增长减缓”刚好与你的判断相吻合了。1至5月的宏观数据出来表明经济强势反弹时，你是极少数认为这一势头无法保持者之一。作为外行的一般投资人怎么理解你的“悲观”？或者说如何了解你们俩人之间的预测差异？

任若恩：与高唱通胀的人比，我们俩大的方向并不矛盾，但细节差异还是有的。我对利用前5个月的数字推算全年的增长持有异议。形象点说，前5个月的数据带有明显的“超跌反弹”及强烈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增长将会进入相对“常态”，后劲会衰减。

国青在10月23日CCER的论坛上讲的一段话，也认同了这一判断。他认为，二季度经济高增长时物价仍在下跌，三季度经济增长减缓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所以他才推测，四季度价格增长速度可能减慢甚至出现通缩。

宏观调控的得与失

于颖：预测与实际值产生偏差，除了对经济运行本身的判断，还存在另一个极大的变量，就是宏观调控。我注意到，宋教授的表述有个大前提，就是“宏观调控下的增长减缓”。这意味着什么？

任若恩：预测一般要看两部分，一是如果现行政策不变，经济会走向何方；二是根据经济走势轨迹，预测宏观政策并研究随之产生的变化结果。宏观部门认为经济强劲反弹，加之资产价格上涨，担心通胀而防患于未然，应了“看见通胀就晚了”这句话。这就再现了一个大的争议：货币收紧的时机和力度。

于颖：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就强调，货币收得太早了，要退也是财政政策先退。态度更强硬的是经济学家胡祖六，今年早些时候他甚至强调“在可预见的将来，从现在甚至未来一年两年通货膨胀都不应该成为政策主要的关注点，过早地调整政策，由防通缩防衰退变成防通胀的话，会产生非常不幸的结果”。

宋教授对于宏观调控政策也颇有微辞：“在CPI和PPI同比大幅下降时采取相当猛烈的宏观紧缩，这在30年来还是第一次。不仅调控程度需要进一步斟酌，调控方式也令人担忧。”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当“该紧即紧，该松即松”，不必过度强调短期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更不能允诺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还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这是影响公众信心的重要环节。从技术手段上也要改进，利率杠杆仍然是最优选择，准备金率次之，再次为信贷额度。用改变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短期货币政策工具，人为增加了不确定性，负面影响太大。

任若恩：他也从正面给予了一些评价，比如，“超前调控角度看是很大改进。超前调控反映了三点重要变化：一是对货币数量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不再只看或者主要看同比指标，三是不再过度注重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