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个市场上有大量激进的公司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战略理性”这一指标引入我们的综合评价体系，它通过动态预测公司未来的战略来控制潜在的、还没有体现在报表上的风险。

为了将“战略理性”这一主观指标转变为客观指标，我们定义了公司的“累积增长偏差”。即，以2006年繁荣期的效率数据和财务状况，测算公司在最好情况下的极限增长速度，并以此推算出两年后（2008年）公司的最大存货增长，再将这一增长与2006-2008年的真实存货增长率进行比较，如果真实增长显著高于最好情况下的极限增长，那么就显示在过去两年公司已失去了战略理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06年的市场繁荣中，一个公司可能错判了未来的市场环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以2006年的效率和财务数据计算，公司的增长仍然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一上限是不理性的。再退一步，即使在2007年公司的增长突破了这一上限，那么在2008年市场环境已经明显恶化的情况下，公司也应该收缩扩张战略，从而降低两年的累积增幅。因此，如果一家公司过去两年的累积增幅仍超过2006年最好预测下的极限增幅，那么公司的战略理性程度就很令人怀疑了。

不过上述指标计算的是过去两年公司的战略理性，未来呢？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失去了战略理性而又侥幸得以生存的公司，会将这一模式延续，即，激进有某种惯性，为此我们对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即使以最好情况测算仍超速增长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警惕——这些企业在战略理性的得分上被打折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在延续错误，一些曾经激进的公司在低谷中汲取了教训，变得稳健起来，这些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增长速度将逐渐向理性靠拢，其战略理性得分也将在下次或再下次评比中提升，从而提高综合排名。

地产上市公司的战略理性排名

综上，我们用地产企业2006-2008年的累积增长偏差来度量企业的战略理性。绿城、泛海、金地、合生、招商、华润等公司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偏差；富力虽然在2007年显著超速，但2008年的战线收缩使公司的累积增长偏差缩小到26%;而在没有超速的公司中，除万科、雅居乐外，其他均为2006年新上市公司或新重组公司，这些公司凭借上市吸收的金融资源，可以支持短期内的高速增长，但未来是否会出现超速增长现象还有待观察。

表1是我们对累积增长偏差进行插值赋分后得到的结果——对那些在2006年以后新上市的公司或在2006年以后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由于观察期较短，尚不足以判断公司的理性程度，我们统一赋予了5分的得分，以显示其战略理性的不确定性。结果显示，万科和雅居乐排名前两位，而金地、招商、华润、合生、深圳控股、绿城、泛海则排名垫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