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变迁与对策:从被动到主动
2020年5月22日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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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新经济具有战略上的高度确定性,但其与传统经济骨血相连,需要平衡考虑,且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应有作用,方能行稳致远。  

本刊记者 吴晓兵 闫丰 魏枫凌/文

以“珍妮纺织机”作为西方工业化的开端,则中国的工业化启蒙落后至少百年,但最近4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缩小工业化水平差距的重任,形成了基础制造业大国的有利局面。中国经济规模居于全球第二,跟跑的动能逐渐变弱,而积蓄中的新势能又尚未强大到足以助推领跑,于是经济增速回落难以避免。贸易战及疫情造成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高墙垒壁、全球经济面临撕裂的巨大挑战,故而转换新赛道,变被动跟随为主动转型,在新经济领域科学布局、有效突破、系统推进,成为未来中国立足世界之根本。

历史上,产业形态与产品形式的新与旧是动态变化的,映射了社会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交互过程。已经进入怀旧收藏品行列的“大哥大”,在刚问世的时候满足了人们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有谁敢说这不是当时的新经济呢?而更早时候,能够千里传音的固定电话改变了发送电报的异地通信方式,不仅提升了传递消息的效率,还用真切的声音拉近了通话者彼此心灵的距离,实现了情感的交流,给通信行业带来质的飞跃,可谓是供给决定需求的经典案例。现在人们热议5G技术,不仅让资本市场意乱情迷,甚至让国与国之间针锋相对,从全球化热潮转向商业热战。但若按照现行技术迭代的趋势和速度,谁又能保证5G技术在十几年后不被新技术取代呢?而正是不断涌现的新经济、新技术,才能后浪推前浪般地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否则,全球经济博弈就会陷入争夺“存量”的残酷厮杀。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难看到,每一项技术进步、每一次产业变革、每一轮文化重构,都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会。融入全球经济中的中国人,已经逐渐认识并适应了这样的挑战,在面临困境时总能迸发出无惧无悔寻求变革的强烈欲望,去拥抱未知。

一、昨夜清风,悄然而至

当一项新技术取得了应用突破,并且又符合未来的市场需求时,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认为是符合新经济发展趋势的企业,而当该技术的应用场景在企业生产经营当中较为普及时,就会形成新经济的产业。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一批符合这样标准的企业和产业正在中国萌芽,同时也有相当大的空缺有待中国企业去弥补。

1.基因

2019年12月,一种莫名病毒突袭武汉。某国家级病毒所收到患者标本后,三个小时便检测出与其他冠状病毒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样本、24小时即完成该病毒的全基因组排序,对研制核酸检测试剂、确诊病患、以及未来研发疫苗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随着数百万检测试剂的投放,大量病患得到及时治疗,密切接触者被迅速隔离,为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成功控制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中国还向有需要的多个国家提供了检测试剂,帮助多国控制疫情。

北京地坛医院公布,2月25日,首例新冠肺炎合并脑炎患者在该院出院。在诊治过程中,院方与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工作组利用“华大智造MGISEQ-2000”获得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证实了脑脊液中存在新冠病毒,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脑炎。此病例报道在全球尚属首例,为医学界更全面了解COVID-19做出了有益探索。

上述事实反映了中国在基因技术领域已经步入前列。目前,中国能够提供基因检测试剂的企业达数十家,虽然检测的准确度、时效性方面还有待提高,但基于现有基础上技术开发及产品应用,必将进入快车道。另据媒体报道,运用第四代测序技术的首台国产纳米孔基因测序仪也有望推出,其具备快速、低成本、小型化的特点,将过去十几个小时的读取时长缩短至最快15分钟,而且体积小、便于携带、可连接手机。

中国基因产业的发展空间相当可观,而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在基因测序产业的培育中,中国政府的积极有为体现在制定产业规划和行业规范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十三五”规划自上而下为基因测序产业提供指引,同时通过制度建设与防范临床滥用的执法,确保技术在符合科学伦理的轨道上为人类做出贡献。

2.新能源

中国不可避免地全方位面对各国、各个领域的政治经济博弈,而石油价格历来是国际金融市场表达对中国经济预期的重要标的之一。因为进口依存度很高,为了降低单一能源的供给风险,中国早就开始关注和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杀出了一匹黑马。从2011年,底创立并将车载动力电池作为新兴业务独立发展,宁德时代仅用七年时间,就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蹿升至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公司,成为新经济领域的独角兽。

宁德时代赶上了百年一遇的新经济产业的风口——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随着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节能、环保的发展理念被高度重视,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从2009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直接投资超过3200亿元。2014年营收还不足9亿元,2015年-2019年,宁德时代连上台阶,营收分别约为57亿元、149亿元、200亿元、296亿元和458亿元。

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新能源车型有效目录中有4600余款,其中配宁德时代电池的有1900余款,占比约41.5%。据SNE Research发布动力电池出货量数据,宁德时代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排名第一位,排名其后的是松下和LG化学。

3.电子通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消费市场,衍生出了巨大的半导体器件需求,相关产业链形成了市场蓝海。

根据IC Insights统计,从2013年到2018年,仅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规模就从820亿美元扩大至155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3.58%。未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半导体器件消费还将持续增加。

然而,与巨大国内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是,国产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市场规模较小。2008年,中国芯片市场规模为510亿美元,国产芯片规模为49亿美元,自给率约为9.6%;即使到了2018年,中国芯片市场规模达到1550亿美元,国产芯片规模也增长到了238亿美元,但自给率仍然只有约15.4%。可以说,国产芯片自给率这一关键指标,与整个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速度并不相称。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进口额,从2015年起已连续四年位列所有进口商品中的第一位,不断扩大的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严重依赖于进口,中国半导体产业自给率过低,这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瓶颈。

从芯片产业链上游半导体设备领域的情况来看,情况更为严重。半导体设备支撑了相当于其10倍规模的芯片制造产业,且随着产业链向下延伸,其影响级数不断扩大。而在技术上,半导体设备则是整个产业链中的金字塔。由此可见,半导体设备是半导体行业的基础和核心,擎起了整个现代电子信息产业。

根据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8年,国产半导体设备销售额预计为109亿元,自给率约为13%。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统计的数据包括集成电路、LED、面板、光伏等设备,实际上国内集成电路设备的国内市场自给率仅有5%左右,在全球市场仅占1%-2%,技术含量最高的集成电路前道设备市场自给率更低。

对应巨大的需求缺口,中国半导体设备进口依赖的问题突出,专用设备大量依赖进口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半导体的产业发展,也对我国电子信息安全造成重大隐患,国内进口替代的空间巨大。然而,由于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难以实现其它相对低技术领域的跨越性发展,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诗与远方,风景别样

没有路就是最好的路!若不可苟且,惟探索新路。视野所及,新经济前景可期。

总结中外各个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与新产品可以发现,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其生命力在于对生产力的提升,其新在于对旧有生产关系造成的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的研究告诉我们,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会不断地从事新技术研发,进而促使新技术不断涌现,而知识要素区别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于是就促进了专业化的分工,进而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这些新事物需要在有效市场的环境下才能有力地、广泛地、持续地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1.新模块

人们在探索如何发掘和应用大数据来提高生产效率时,导致了云计算这样具备“硬核”科技实力的“软性”服务模式诞生。在服务业,云计算被广泛用于金融、交通物流、零售、政府公共管理等领域;而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云计算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的各个生产管理环节,正在令大数据成为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

当然,工业企业要想有效利用大数据,仅有云计算还是不够的,运用区块链技术突破工业互联网“工业数据安全”与“企业盈利模式”两大瓶颈前景可期。随着工业区块链技术应用,将形成分布式智能生产网络,以终端客户需求为主导,促进工业的服务化转型。通过集成化与智能化生产,提高企业效率;通过标准化与网络化生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例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下称“大兴机场”)人脸识别技术就利用了云计算来开发利用人体生物特征的大数据,实现了对海量旅客身份的确认。旅客在登机口无需身份证件,也无需扫描二维码,只需刷脸就能看到自己的登机口信息。据大兴机场工作人员对媒体介绍,这套“刷脸登机”系统通过简单操作执行云计算的背后,是5G、人工智能、AR、RFID(无线射频识别)等一系列高精尖技术的广泛综合应用。而且,在大兴机场建设和调试出行服务系统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标准,也给未来向其他机场、高铁站等公共设施的推广打下了基础。根据新思界发布的《2019-2023年中国人脸识别行业深度研究及市场投资风险咨询报告》,2014年,中国人脸识别行业市场规模为49亿元;2018年,中国人脸识别行业市场规模为131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7%。

然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经济的技术仅在局部实现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对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还不够充分。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显示出了供应链协同作战对于宏观经济活动稳健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而在此基础上作为更高级别的发展要求,产业链上下游能携手并进,更大程度地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和线上化,可以推动生产组织形式变革,助推中国经济以一个接一个产业链,一个接一个产业集群的方式升级,在宏观上融入新经济。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显性前景。

2.突击队

5G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各国必争的战略要塞,目前全球已有超过34个国家和地区实现5G商用,部署3000多个应用实践。中国5G技术的研发水平与应用进展领跑全球。在发挥产业带动效应的突围方面,5G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由于2019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所以2019年下半年中国就已经提前进入了实质上的5G建设元年。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华为公司表示,中国贡献了全球超过50%以上的终端模组,国内三大运营商在超过4000个组织中推进5G相关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试点或商用。目前,全球超过50%的5G站点在中国,中国的5G网络建设引领全球。在终端应用当中,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实际上也催生了更多5G业务需求,比如异地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

5G基建之所以被列为中国七大“新基建”之首,其对经济复苏和发展重要推动力不仅在于“新”,也在于该产业经过茁壮成长,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和投资乘数效应。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中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有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中国信通院发布的《5G产业经济贡献》认为,预计2020至2025年,中国5G商用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

从英国、德国及欧盟等经济体政府部门的表态看,尽管保持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排除华为在当地进行5G建设。英国首相约翰逊就曾于2020年1月14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就美国继续施压要求英国5G系统建设禁用华为作为供应商一事表示:“英国公众理应获得最好的技术。我们希望为所有人提供千兆宽带。现在,如果有人反对一个或另一个品牌,那么他们就必须告诉我们替代选项。”华为公司在2020年2月20日于英国伦敦发布会上表示,公司已获得91个5G商用合同,其中47个在欧洲,欧洲的订单超过一半。

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升级,蕴含了5G技术施展拳脚的空间。在传统制造模式下,制造商是依靠有线技术连接应用的。近些年,相对新一些的Wi-Fi、蓝牙和WirelessHART等无线解决方案也已经在制造车间立足,但这些无线解决方案在带宽、 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对于最新最尖端的智慧制造应用,灵活、可移动、高带宽、低时延和高可靠的通信(uRLLC)是基本的要求。在2017年,华为和库卡曾公开展示了5G协作机器人,两台机器人以同步方式一起敲鼓。库卡创新实验室报告显示网络时延低至1毫秒,可靠性达99.999%。根据华为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已有1800万个状态监测连接;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8800万,届时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出货量也将从36万台增加到105万台。目前,固定线路在工业物联网连接数量方面已占主导地位。华为公司预测,从2022年到2026年,5G IIoT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CAGR)将达到464%。

3.新旧“传帮带”

中国不仅需要全新的尖刀产业作为突击队开创未来,也需要众多旧产业和旧产品与来自新经济的技术与模式融合以自我升级,提升经济与社会效益。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筑、运输、电力、冶金等传统基础设施与制造行业,在结合新技术、服务了新需求之后,正在以“新基建”的身份,融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浪潮,这方面,我们称之为“用新经济激活传统经济”。

例如,钢铁冶炼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是人类社会继续发展进步离不开的基础材料行业。钢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传统的冶炼设备,将沉睡的生产数据“唤醒”,用来分析冶炼活动中的复杂物理化学反应和界面反应,改进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通过利用交叉融合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造智能车间,提升冷轧热镀锌产线制造稳定性和灵活性,节约生产成本。2020年1月,宝钢股份下属上海宝山基地工厂首次入选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灯塔工厂”名单。这份名单代表了全世界制造业在大规模采用新技术方面的杰出代表。宝钢股份作为中国宝武集团的旗舰子公司,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于“3D”(危险、肮脏、重复)的作业岗位,尤其是业内闻名遐迩的宝山基地冷轧厂C008热镀锌智能车间,行车在空中自如行走吊卸钢卷,没有驾驶员和地面人员,整片作业区域几乎没有照明,所以这里也被人们称为“黑灯工厂”。中国钢铁行业整体上来看“大而不强”,但我们不妨畅想,如果未来更多的钢厂车间能够实现智能制造,那么这对全世界工业节能以及下游用钢行业节约制造成本的推动作用也将是革命性的,这又会给更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经济成本上的可行性。

如果人们愿意抛弃对“传统产业”的成见,还会对“新经济”有新的认识。据研究机构科智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作为中国“新基建”的又一代表领域,其行业规模在2020年有望突破2000亿元。借助于市场化的数据交换环节,传统的冶金企业也可以将自身生产经营的大数据以及处理大数据的能力对外输出,最大化实现数据资源以及数据利用产能的社会效益。在这方面,宝钢股份控股的宝信软件作为中国领先的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就已经深耕IDC市场多年,证明了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市场化运营是行得通的,可以担当符合中央精神的“新基建”。

4.人才

在现实中,教育行业对知识的“复制”是印证罗默教授内生增长理论下“规模收益递增”最好的例子,而跨越知识分享的物理障碍的办法之一就是开展互联网远程教育。有趣的是,罗默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任教期间,就创办了网络在线教育公司Aplia,致力于通过远程分享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了他的理论。

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远程教育被全世界从小学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各个教育机构普遍地采纳。远程教育在另一个战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也非常明显,疫情期间,许多大学开放了课堂,原本只能在北大清华教室里才能获得的知识,通过互联网走进许多人的电脑上、手机里,应运而生的各种课堂软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职业教育门槛大幅度降低,对于提高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为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筑造了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车道,为解决人力资源瓶颈奠定了良好基础。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权威法律学者兰德尔·皮克(Randal C. Picker)认为,疫情导致教学模式突然发生改变,而这种变化在疫情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仍对教学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对改善G20会议提出的“数字鸿沟”问题具有显而易见的帮助。在皮克教授看来,虽然人类还无法利用科技来代替真实课堂教学的体验,但是世界依靠思想进行运转,人们需要尽可能的将这些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且远程技术将会帮助人们实现这一梦想,人们借助远程技术进入课堂将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中国,根据易观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互联网教育市场全年交易规模达5058.4亿元,较2017年市场交易规模2502亿元实现了两年翻番。易观预计,在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教育的线上加线下(OMO)模式、技术升级、教育智能化等既有行业趋势将加速落地,促进在线教育体验和效果的提升。

三、策略筹谋,路远且艰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转型和技术革命都来之不易。虽然,发展新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但是在路径选择和结果上,仍然存在着风险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1.挑战机遇并存

新经济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快速发展,会引发下游产品的快速迭代,导致诸多未能赶上新应用开发“高速列车”的在研科技产品胎死腹中。因此,相比成熟产业,高科技产业投资风险非常大,以致于股神巴菲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愿冒险投资于高科技企业。

生活中,一些名噪一时的新技术,诞生初期往往被人认为是具备黑马潜质的“新经济”技术领域的代表,但是很快就被飞速发展的现实所淘汰。例如,作为一种短距无线电技术,超宽带在2004年如日中天,被市场寄予厚望,但在2008年就被放弃了;在4G无线标准方面,WiMAX曾经是LTE的竞争对手,但不久就被废掉了;再比如企业版桌面Linux,90后出生的人甚至不曾听说这个曾试图挑战Windows主流商业桌面OS地位的昔日明星。

新近发生的风险案例也不能不让人警醒。据外媒Semiwiki报道,被誉为AI领域全球最有前途公司之一的Wave Computing公司正在申请破产重整,成为疫情之后第一个提出破产重整的AI类企业。成立于2010年的Wave Computing,Wave Computing拥有超过200名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系统、软件和芯片设计专家,核心技术被认为是AI计算领域革命性创新,曾被认为有机会挑战英特尔这样的巨头。该公司试图通过MIPS技术使人工智能计算取得突破性变革,但此举并没有给公司带来跨越式发展。

新经济对高端技术具有很大的依赖,如果不能逐步取得重要领域的高端技术,将对中国新经济的长足发展构成严重制约。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政策在技术落后国家是有效的,因为市场稳定,主流工业技术路线很清楚,加速追赶就行了,这是很多国家技术产业政策的背景。但随着技术进展到科技前沿,技术进步是随机大大增加了,产业政策也应随之调整。

新经济中的多数产业属于典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技术人才的知识背景、研发能力及操作经验积累均有较高要求。中国部分产业研发起步较晚,业内人才和技术水平仍然较为缺乏;另一方面,资源向新经济的配置还需要一个过程,很难快速到位。

不过,中西方新经济领域的发展落差远远小于历史上工业化的落差,中国如能利用好现有各项基础及创造有利政策环境,很有可能通过重点突围,创造局部优势,进而带动全面推进。从国内产业链整合情况来看,中国由于人口、国土、教育水平、国民品质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和已经发展得基本完备的基础产业体系,都是发展新经济的极其有利条件。通过全球产业转移,达到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产业分工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也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路径。例如,SEMI估计,2017年到2020年的四年间,全球新建62条晶圆加工线,其中中国大陆将新建26座晶圆厂,成为全球新建晶圆厂最积极的地区,整体投资金额预计占全球新建晶圆厂的42%,为全球之最。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和西方某些国家试图去全球化的影响,这条路径也不可能完全被切断,仍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2.政策科学有效

在全球经济动能转换和当前国际形势挑战下,在战略上发展新经济,已经是不二选择。中国对发展新经济不但是认识上已有共识,行动上也有目共睹。在宏观战略方向上,发展新经济已经具有高度确定性,因此社会资源也在不断配置到新经济领域中。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的积极有为,体现在建立更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中国近年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视同仁地切实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并且专门在全国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体系,从法治上服务于科技创新。这些举措,为新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

在培育新经济过程当中,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对新经济主体直接给予财税、金融、产业、人才、科技等政策的直接支持;或者是对新经济主体所依赖的市场相关方进行扶持,比如对新经济所需基础设施的投资,对配套产业链的规划和引进,对相关产品消费者的补贴,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相关新政也接连出台,推动新经济发展加速,功不可没。例如,上海张江高新区就是中国建立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在推动设施建设与交叉前沿研究深度融合,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探索实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新体制方面,成为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实践新经济的样本。张江高新区内企业和机构参与了蛟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和大飞机等高端重大科技成果研发,诸如首台国产一体化PET-MR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首个国产心脏起搏器等规模化的产业成果也在该区诞生。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曾经提出,没有什么能比地方政府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受限于当地现有房地产产业链主导的经济结构和财政收入状况,对当地新经济产业的发展不够积极或者有心无力。也就是说,认识上有共识,但行动上慢半拍。而且,新经济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产业独立的存在,发展新经济也无法脱离包括传统经济部门在内的经济整体,因此需要解决好新旧经济之间的利益问题,这很考验领导层的统筹能力。为此,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统一共识、一致行动;另一方面,也需要新经济产业通过规模不断壮大和盈利持续增长,来创造更多的地方税收和可利用的新技术、新市场,让地方政府和传统产业尝到甜头,从而形成政府与市场、政策与产业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

在金融扶持体系方面,新经济中的多数产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周期长、研发投入大,为保持技术优势,需要长期、高额、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同时,部分新经济产业还处于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企业规模较小、没有盈利。这就决定了,股市所提供的直接融资被给予厚望。科创板推出、创业板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将使得数以百计的新经济领域的企业获得宝贵资金,从而推动其研发创新和市场拓展。由于发展新经济的战略明确、政策陆续到位,部分企业存在加速成长机会,股市直接融资向新经济倾斜的趋势不会改变、只会强化,其中也孕育着一些较好的投资机会。

培育新经济,既然是要以高效的生产方式组织各类生产要素,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就需要以包容的姿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目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也是顺应了国内外新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电动车行业,美国特斯拉公司进入了中国,工厂落户上海,令市场竞争加剧,尤其是特斯拉宣布将标准版续航车型Model3调至29.18万元,补贴后的最终售价为27.155万元,令国内业界惊呼“狼真的来了”。该事件成为中国高度开放、并引入新经济领域全球巨头推动行业加速发展的范例。

在金融服务行业,各类牌照的控股权向外资全面开放,已有证券、基金、银行、期货、信用评级等子行业陆续有境外机构在华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积极参与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建设。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竞争的策略之一就是开展金融科技的竞赛。例如2019年4月1日,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汇丰中国”)宣布,已协助一家南京的贸易企业完成了内地首笔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信用证交易。据汇丰中国负责人表示,区块链技术在贸易结算中从起步到未来被逐步推广,将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创造价值,在高效和安全的基础上,大幅节省时间和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周转,最终变革性地推动中国跨境贸易的发展。

尽管出现一些逆流,但全球化仍然“在线”。基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优势,因其符合经济规律而不可能被抛弃。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发展中国新经济,前景乐观,步履谨慎。一方面,有利条件颇多,新经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不可操之过急。总之,新经济与传统经济骨血相连,需要平衡考虑,两条腿走路,方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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