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的罪与张维迎的锅——兼议郎咸平的是非漩涡(下)
2019年11月1日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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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顾之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积怨却难以消融。如若因顾案的反转能引发人们回归到理性讨论国有企业改制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能够警示有关部门依法办事,或许对中国目前的政商、营商环境改善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本刊记者   周正/文

上篇:张维迎的锅

企业家,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是有信心。别人认为不行而他认为行的事儿,即使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行,他还是会认为行,而且还会继续往下做。我觉得,这种精神,只有少数人才有。

——张维迎

横扫民企之“郎旋风”

2004年,郎咸平风头无两。

6月17日,搜狐网刊登了时任首席经济顾问郎咸平的专栏文章:质疑TCL股权改革方案。7月底,又推出了《四问海尔管理层》;8月3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同名文章发表在当月的《新财富》杂志上,彼时郎咸平还兼任《新财富》首席经济学家;8月11日,《经济导报》刊登了《郎咸平舌战海尔:张瑞敏身份是国家干部》;8月13日,和讯专访郎咸平“是谁在合谋‘剥削’国有资产”;8月26日,郎咸平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在刮起这轮炮轰民企的旋风之前,郎咸平就因剑指德隆而小有名气。

彼时,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罪名和指责张瑞敏、李东生的罪名如出一辙——侵吞国家财富。郎咸平说,顾雏军号称动用了41亿元收购资金,实际投入不过3亿元,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

对于郎咸平的攻击,张瑞敏和李东生均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顾雏军却完全不顾部下的阻拦,于同年8月1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有人接招,郎咸平求之不得。顾在香港召开媒体见面会后,舆论炮火立马集中对准了顾雏军。随着顾被立案调查,郎咸平瞬间成为网红大V,被赋予了一个响亮且极具正能量的绰号——“郎监管”,江湖人称“平民证监会”。而那些曾经公开表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的学者被骂得狗血喷头。

“郎顾之争”被分成两大阵营

2004年8月28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7号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个“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到会的人员有张文魁、郎咸平、杨帆、杨德明、左大培、韩德强、杨斌等人,郎咸平第一个发言。郎发言时专门强调,主办方还邀请了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人,但他们因各种原因都未到场。

国研中心企业所的张文魁就“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讲了七点意见,核心观点是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重视并尽快完善制度,但不应因为出现问题而否定改革方向,更不应该叫停。在场的人只有他的观点与众不同,承受了相当严厉的“商榷”。如果他能预料到更严厉的质疑还在网上等着他,他是否还会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呢?

从这个研讨会开始,“挺郎”与“倒郎”几乎成了是否支持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通俗评判标准。笔者也俗一回,权且把支持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学者简称为“倒郎派”。

除了张文魁,参加上述研讨会的人都被划入“挺郎”派。会场外面被划为“倒郎”阵营里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张维迎与周其仁两位教授。笔者年轻时也挺好学的,没少到北大蹭课,因为蹭课也认识了很多教授。博弈论蹭的就是张维迎的课;蹭周其仁的课很惨,教室爆满经常在过道站3个小时,每次课下来收获颇丰,于是私下里给周其仁改名叫“周奇人”。当然,这些老师都是站着讲课。

2004年9月11日,这位向来不找事儿但也不怕事儿的“奇人”突然同意接受《经济观察报》的专访: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未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

最让周其仁忍受不了的是: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

周在这次访谈中详细介绍了他对科龙的看法:创业团队的领导人叫潘宁,上世纪80年代从手敲电冰箱开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实际的产权与法律所有权脱节,虽然公司后来做到上市,但控股权还是“集体”的,其实就掌握在镇政府手中。这样的公司,政企分开谈何容易?当年是靠潘宁等人的创业贡献和威信,才大体维持了一个我叫做“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格局。可是潘宁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个过渡,接着就是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撇开细节不论,我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企业家控制权不是可靠的长期制度安排,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控制权靠不住。我一直为当年的科龙耿耿于怀,提醒其他类似的公司要引以为戒。

郎咸平指导下的论文说,“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这一点周很不认同:我认为,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科龙没有及时改。卖出科龙的镇政府头头我也拜访过,是非常强悍的人物,要不是无路可走,绝不愿意放弃科龙的控股权。今天海尔的张瑞敏比当年潘宁年轻,大小环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尔已经开始探索产权改制。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惟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周还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做了小结: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ST后)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为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此前的2004年8月24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与《证券市场周刊》联合采访张维迎的重头文章“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篇文章打破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沉默”,网上开始了长达十多年对张维迎的“批判”甚至辱骂。

张维迎收没收顾雏军的黑钱?

 《证券市场周刊》是在2004年8月28日刊登的上述联合采访的文章,标题是:国企改革是国人的共识,同时还配发了“是非郎咸平”一文。

指责张的文章铺天盖地,特别是在顾被调查之后。2004年9月,《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署名鄢烈山的文章,指责《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12月,人民网帖出了:张维迎的“妓女心态”能撇清自己吗?仅仅看着这些标题,就够张维迎喝一壶的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骂张的文章并没有因为时光进入2005年而减弱。

2005年5月,《证券日报》发文“郎咸平笑了、顾雏军傻了、张维迎错了”。7月,《人民日报》下属的《国际金融报》接连发表了“郎顾之争收尾:中国资本大鳄和主流经济学家露出画皮”和“科龙风暴令张维迎等反郎主将集体失语——怕什么?”两篇雄文。8月,《国际在线》署名王石川的文章更直接:张维迎的道德底线在哪里?9月,《IT时代周刊》发文:张维迎收了顾雏军的黑钱吗?这篇文章只问不答,更没有实证调查。

张维迎也够心大的,两年来被骂成“狗血”,却还能正常讲课、写文章。张是陕西人,《西安晚报》的一篇文章着实让他无法面对家乡父老,标题很醒目“张维迎的羊头与狗肉”,这家晚报的小编够狠。

媒体人的春秋笔法让张维迎哭笑不得。8月初,《证券时报》的一名记者拨通了他的手机,当时他正在开车,怕有急事就接了免提,记者想采访他,他不同意。记者说你对顾被抓有什么看法,张为了尽快结束通话就说了句:我跟他不熟,也不了解情况,谈不上有什么看法。第二天,这个记者的文章就发出来了,被网络广泛转发,张被指责为在顾出事后进行切割。至今还能搜到人民网的文章:“张维迎:‘不熟’两字,就能抹杀事实?”

笔者曾经问过张维迎,为何在这么敏感的时期冒冒失失地说出了与顾不熟这样的话?张说他之前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在否定张文魁的观点时说张文魁参加了科龙成立20年论坛活动,收了巨额出场费,该文故意把张维迎列在后面,意在告诉大家,说了对顾有利观点的张维迎也是拿了好处费的。正赶上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打电话给他,当时他正在忙,就没好气地说了“不要问我,我跟他不熟悉”之类的话。上篇文章仅仅是暗示也就罢了,《IT时代周刊》的报道就演变成了铁证。2005年9月1日,该刊发表的“张维迎收了顾雏军的黑钱吗”文章中写道,“据媒体报道,有关部门已发现了科龙转账给张维迎、张文魁等经济学家的巨额转账支票票据。”该刊既没有说明是哪家媒体,也没有晒出支票票根这个有力证据,更没有说巨额到底是多少。笔者也曾问过张维迎收顾大额黑钱的事儿,他说他连顾雏军的一口水都没喝过。这一点,顾雏军应该最清楚。

这两篇文章在网络上疯传,《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官媒的加入,几乎坐实了张维迎就是企业家而且是“问题企业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为什么是张维迎

张维迎青年时期就已成名,发表过相当多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文章,长期从事企业理论研究,在早期经济改革时期建言献策深得社会各界的认可。为何一句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就招来这么多的骂名?

他的同事和老乡,北京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宋国青是这样评价的:广场上,阳光明媚,一个头顶上有个虱子的秃子大摇大摆地走着,很多人看到了都不吱声,张是那个会大声说出来的人。如果此时有人辩解说那不是虱子,是个痦子时,张会说,“你错了,不是痦子,就是个虱子嘛。”这让笔者想起了皇帝新衣的故事,张大概就是那个说皇帝啥也没穿的小孩。

其实,这个不完美的小孩并不简单。1984年4月21日,张以一篇《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入选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摘要发表在同年6月的《经济日报》上,因其最早提出“价格双轨制最终取消牌价”为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于2011年获得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此后的张维迎一发不可收拾。《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先后出版,《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张维迎花时间最多的是对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在一个论坛上发言时,他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1983-1989年:从经济-社会变迁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1990-2008年:打开企业黑箱,从企业家精神理解企业制度;2009-2019年:从企业家决策和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和市场运行。张说,他研究企业家36年了,直到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为什么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经济增长和产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张强调,经济学家的职责是捍卫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自由和法治环境,而不是给企业家的出主意如何经营,更不能帮助政府制定抑制和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

张之所以用30多年的时间研究企业家,源于企业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且无可替代。这一点笔者深表同意,今天的任正非就是最好的例证。极目而望,有哪个国企的领导能做到任正非这样?使劲拨拉,又有哪个民营企业家能与任正非比肩作战?

当年的情势下,只有周其仁等少数几位教授冒着被“乱喷”的风险参与辩论,其中,薛兆丰发表在《财经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到位:“说到眼前的争议,我认为舆论失去了重心。顾雏军被捕又怎样……张维迎是为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是大非做判断,而司法部门对顾雏军的指控是关于其公司内部的操作,谁曾用事实说明或用推理证明过两者有什么关系?”多年后,薛受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因为网上授课十分火爆,被指冒充北大教授骗钱,转身离去,这是后话。

躺枪的还有刘欢

山东是人口大省,古有“闯关东”一说,就是穷得吃不上饭时挑着担子往东北跑。山东有个欠发达的县级市叫诸城。上了点年纪的人大概还记得“陈卖光”,这人贼大胆把市里的国有企业都卖了。按后来郎咸平的观点,这人应该进“秦城”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诸城市长的陈光,对治下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半死不活的国企和入不敷出的财政,既是诸城当时的真实状况,也是当年全国的一个缩影。眼瞅着多数企业无法生存下去,陈光在短短的15个月内一口气把国企包括几十家集体企业几乎都卖了。在姓资姓社还要讨论的年代,陈的做法可谓冒着杀头之罪。相比之下,顾雏军只坐了7年牢还算是幸运的。要不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三天考察,保不齐陈光真就歇菜啦。诸城蹚出的路子正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

彼时,想卖光国企特别是地方国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经济学界还讨论了好一阵子“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经济学界的大咖吴敬琏、厉以宁等都纷纷建言。

事实上,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则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在改革初期,我们面对超过200万家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人数达到1.1亿人,其中国有企业8000万人,集体企业则超过3000万人。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其体制机制、布局结构、社会定位和职工观念与市场经济完全无关。要把这么庞大的经济体系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难度非常大。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国企的三角债等各种因素,加剧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压力。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锐减到5200万人,而原为4000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也减少到1000多万人,这减少的几千万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当年的“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如果每个原本旱涝保收的职工按人均四口之家算,下岗影响着上亿人的生存,弄不好总理真得粉身碎骨呀?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著名歌手刘欢倾情演唱了陈涛作词、王晓峰作曲的这首“重头再来”,原本是想鼓励下岗人员,却被骂成是本世纪最丧尽天良的歌,那些无助、愤怒的人,把大批人员失业、领不到救济金的锅盖在一个歌手的头上。据传,后来刘欢再也不唱和政治搭边的歌了。

面对国企困境,各地出台了招商引资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目的就是解困。因为其普遍性,亟待处理的资产太多,价格自然上不去,而资金则成了稀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容桂镇急于卖掉已经被ST的科龙也是大势所趋。科龙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大股东又欠上市公司两亿多元。当时,在制造业,没有什么民营企业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现金收购,银行的贷款又不允许股权投资,那时的PE股权投资基金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地方政府协助顾在注册资本金验资方面的违规行为,大概也是出于无奈。如果追究责任,不应该单方面选择性执法。更何况,收购后,顾还免除了科龙原大股东的欠款。

广东是对民营经济开放最早的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相比之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型国企众多,发展民营经济缓慢,至今经济状况仍不容乐观。

东北缘何屡振不兴

说起大东北,“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让东北人颜面扫地。以齐齐哈尔为例,作为重工业生产基地的齐齐哈尔市,一重、一机床、二机床、建华厂、和平厂、华安厂、车辆厂……国企林立,坐拥数个大型兵工厂,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按照马克思理论的“六项扣除”,每个月半斤肉四两油的日子虽苦倒也悠闲自得,几乎是夜不闭户,即使是大跃进时期也未曾饿死过一个人。可慢慢地,订单没了,工资也开不出来了,大多数国企难以维持日常开销,不得已,只能“减员增效,分离辅助”,说白了,就是下岗。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真的没活路。但是,为什么南方北方差距越拉越大呢?道理很简单,发展民营企业,就需要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看看齐齐哈尔曾经的“父母官”,哪个企业家敢投资呢?

1.2000年至2012年,杨信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家产3亿多元,46套房子。一审被判15年。

2.2010年至2016年,韩冬炎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已双开,正在接受司法调查。

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前后19年主政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不被带沟里才怪呢。更何况,每个大员倒下,都会带出窝案,市长林秀山、市委常委邓晓军、组织部长胡福绵、政法委书记夏继明、副市长黄宇……这种政商环境下,谁敢来投资?

微信公众号“中国工业报”曾在2019年4月发表过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国宝的讲话,讲话中谈到东北两个著名的机床厂——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时至2003年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这两家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大连光洋机床厂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民营企业。张国宝曾经提议让这三家企业联合开发数控机床,但各自为政联合不起来。结果是十几年后,大连机床破产重整,沈阳机床因经营不下去而被一家央企收购。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实行大一统国有经济,曾经是全球多个国家治理模式的广泛尝试。经过多年的实践后,各国纷纷做出重大调整,苏东解体与国家管理体制的选择不无关系。中国因及时推行改革开放、发展非公有经济等措施,避免了一场无准备的“巨变”。

其实,并非中国人笨,弄不好国企,国企不行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非常小。历史上,英国曾经是个国有经济占比较高的国家。二战后,英国经济遭受重创。工党首相艾德礼为增加就业大面积推行国有化,这也是工党的理念。早在1918年,英国工党就宣布了它的社会主义目标,同年2月还把“工党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写进党章。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真正挽救英国经济,直到撒切尔夫人执掌唐宁街10号,私有化重塑了英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后任工党首相布莱尔,不仅没有把撒切尔的政策推倒重来,还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加迈进一步,成功修改了工党党章的第四条第四款,以新工党的提法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张 。

下篇:郎咸平的是非漩涡

从一个知名学者到绯闻缠身,由网民口中的“郎监管”到“郎渣”,郎咸平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人生?

“不俗”之人

可以说,从质疑德隆的初露峥嵘,到炮轰国企改制、在以顾雏军锒铛入狱为结局的“郎顾之争”中大获全胜,郎咸平确实站上了人生巅峰,甚至成了网上民意的代言人。

然而,郎此后十多年的数次“神操作”,逐渐耗光了他的个人信用和道德光环。

从纽约大学(NYU)解聘秘辛、与小三的官司纠缠、访谈郭美美母女过于明显的倾向性立场,最后到为一串坑人的平台站台,舆论风评彻底转变,网民也终于看清,在“郎顾之争”、“郎张之争”中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制高点、披着黄金圣衣的郎教授究竟是什么成色。

几件事中,关于NYU终身教授为何被解聘?传言涉多项投诉,其中性骚扰的指控最多,还涉及到违规使用公用电话私用国际长途且数额较大等。笔者曾经专程到纽约大学实地调查,但因校方有规定,不能向媒体提供证据,故传闻未得到证实。

而对郭美美母女的访谈,是让网友对郎先行预设立场的论辩风格开始产生怀疑。当时正是郎风头最盛之时,国内各种论坛和节目争相邀请。2011年,在宁夏卫视的《解码财商》栏目中,郎咸平专访了因为炫富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爆发、处于风口浪尖的郭美美母女。据说节目录制的内容原本有对郭美美母女犀利的提问,但是没有被播出。从已经播出的二十多分钟的访谈可以看到,郎咸平说话的时间比郭氏母女二人的还要多,在对郭美美及其母亲提问时,郎还总是先为其找理由进行解释。在问及王军投资中红博爱的问题中,郎咸平多次在发问之前,就已经说出一个结论。节目最后郎咸平还称,公众会给郭美美一个“最公正的评价”。节目播出后,一众网友质问郎咸平是不是“托”?随后,郭美美因为组织赌博被捕,郎咸平个人形象因此也受到一些影响。

“能者多劳”,备受财经媒体关注的郎教授,近年来还上了娱乐热闹话题。郎教授在与第六任妻子的婚姻存续期间给第三者缪女士和她的爸爸买了两套房子。但在二人感情淡了之后,郎教授和第三者因为房子连打数场官司。最终在原配出马后,成功追回900万元房款+3年利息。这一波神操作,让网友惊呼“不懂点经济学和法律,连谈恋爱都要吃亏啊!”

上述事情虽然存在若干的利益勾连,毕竟与公众关系不大,可能仅属于“私德”领域。但郎曾经为多个问题平台做宣传,终于让其人设彻底颠覆。

祸不单行

郎咸平从2011年起就多次为泛亚集团站台,泛亚集团的产品销售火爆与其名人效应不无关系。当时的泛亚危机爆发波及了20个省份、22万客户、400多亿元投资,范围之广,金额之巨大,以至于郎咸平在酒店外被投资者们围攻痛骂。

2016年,郎咸平又因快鹿集团资本运作事件再一次陷入危机。当时“快鹿系”旗下包括金鹿财行在内的若干理财平台的兑付危机,其中仅金鹿财行的资金缺口就达3亿元。虽然他在微博上极力将自己与快鹿集团撇清关系,但大家还是很快找到了郎咸平与快鹿集团在金融领域亲密合作关系的证据。

据报道,郎咸平在快鹿集团的核心子公司“上海东虹桥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指导工作;而郎咸平的儿子郎世玮与快鹿集团副总裁张金如一起开了一家公司——中金国创控股有限公司,郎世玮任公司总裁。

此外,郎世玮任CEO的上海哲珲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快鹿集团有实质性的交易关系。

祸不单行,接下来鑫琦资产爆发20亿元兑付危机、望洲财富董事长卷款约10亿元跑路、合拍贷法人携千万元资金失踪等爆雷企业,网民惊讶地发现,郎咸平都曾为其站过台。早在2014年,郎咸平的出场费就已到了数十万元之高,能请郎咸平站台的公司看来也是下了血本的,而数十万投资者则悲催地跳入坑中。

关于“郎顾之争”的最新消息是,顾雏军在初尝胜果后,开始把炮口对准积怨已深的郎咸平,他声称郎充当了竞争对手的棋子。由此看来又要掀起另一场血雨腥风了。

从NYU到香港大学再到长江商学院,一个知名教授因与小三的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也就罢了,最终因为为骗子站台而人设崩塌,在世人眼中,郎咸平从一个经世济国的知名经济学家沦落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不但毁了此前树立的伟岸形象,还引发人们彻底怀疑其炮轰民企的真实动机。

对于顾雏军的指责,这一次沉默的是郎咸平。对于顾案的改判,郎咸平恐怕早已无心恋战。

本刊记者吴晓兵、杨练、李恒春、颜丰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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