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良惊雷
2018年7月13日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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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背后,是市场对认定标准趋严导致资产质量恶化和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真实性的担忧。

本刊记者 杨练/文

一份关于贵阳农商行的评级报告使银行不良贷款率问题又成为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是中诚信国际给贵阳农商行出具的二级资本债跟踪评级报告。

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年末的4.13%飙升至2017年年末的19.54%;与此相应的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资本充足率则由11.77%下降为0.91%。据此,中诚信国际将贵阳农商行主体评级由AA-下调为A+,债项评级从A+下调为A。

早在2018年3月,监管层便发布了《银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从150%下调至120%-150%之间,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至2.5%,但满足拨备率下调的条件之一是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即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达到100%的银行,可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降至最低的120%。

监管层此举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此前市场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颇多微词,监管调整旨在避免某些银行通过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计入不良的手段来有意隐藏不良贷款,以提高银行报表披露的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实际上,这种调整过程并不影响银行的实际风险,只是会导致一些银行的不良情况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

此次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陡然飙升,主要是该行为了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所致。贵阳农商行本次成为银行资产质量风险暴露的“典型”,或许只是银行业的一个开始,尤其是对此前通过扭曲不良贷款偏离度的方式来调低不良贷款率的银行有很大的影响,市场对银行业整体不良率的担忧陡升。

甚至,这种担忧情绪的连锁反应也传导至监管层。继7月2日青岛农商行被证监会取消审核后,7月9日,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再次被取消审核。据了解,监管层对排队IPO银行的从严审核,尤其是对不良贷款的重点关注是一周之内两家银行被取消审核的原因。

贵阳农商行不良样本

那么,此次引爆事件导火索的主体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具有行业代表性引起市场的极大关切,对它进行详细的样本剖析也就具有典型的行业意义。

实际上,贵阳农商行的前身是农信社,并由其合并而成,这也是中国农商行形成的典型轨迹。2011年12月23日,贵阳当地的南明、小河、白云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云岩农村合作银行四家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合并组建贵阳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之时,贵阳农商行注册资本1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5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9亿元。由于历史包袱较重,业务基础较为薄弱,贵阳农商行本身的资质较差。

较差的资质主要表现为贵阳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难免受限于自身地域欠发达的经济结构,在业务开展上对当地人脉圈的高度依赖,无法做到像全国性银行一样建立行长轮换制度以防止利益输送。再加上农商行、农信社风险管理能力普遍低下,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资产质量容易积累风险因素。

风险管理水平低下有数据佐证。2013-2016年间,贵阳农商行关注类贷款率基本都在35%以上,除了2015年为30.11%,但仍处于高位,且远高于同期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逾期贷款率在2016年年底达到34.01%的高峰,亦远高于同期上市银行整体逾期贷款率。

逾期90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达到623.49%,表明其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极其宽松。按照逾期90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比例100%的标准,贵阳农商行未认定的不良贷款额为61.99亿元。为了让账面不良贷款率保持在外界看起来合理的区间范围,贵阳农商行绝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实际上并未及时列入不良贷款,其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存疑。

天风证券认为,贵阳农商行资产质量情况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其资产质量极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较大的历史包袱、较低的风控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而董事长更替风险更是导致其资产质量风险集中暴露的直接因素。

2016年9月,贵阳农商行原董事长索美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潜在不良包袱已经积累了极大风险且足以使贵阳农商行滑入资不抵债深渊的背景下,新董事长上任之后,存量问题贷款的风险集中暴露也是必然趋势。截至2016年年末,贵阳农商行逾期贷款率由2015年年末的20.28%大幅上升至34.01%。

对银行而言,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相对主观,因此,资产质量不能只看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率是更重要的指标,也更加客观。2017年,银监会“三三四十”检查中对银行不良贷款偏离度问题的重点关注,强监管之下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进一步趋严,致使一些银行不良贷款率短时间内暴增的可能性陡增。由于贵阳农商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列入不良贷款,导致其2017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暴增至19.54%。

客观来看,贵阳农商行最近几年逾期贷款率其实一直呈显著下降的态势,表明其资产质量有所改善。2016年年末、2017年年末,贵阳农商行的逾期贷款率分别为34.01%、25.82%;2016年、2017年、2018年一季度,逾期90天以上贷款比例分别为25.75%、24.3%、18.33%,已经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由于贵阳农商行存量贷款多年积累的问题较为严重,非一日之功可以解决,结果就是尽管资产质量有所改善,但其逾期贷款率与不良贷款率仍然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资产质量的改善主要得益于贵阳农商行新董事长狠抓资产质量问题的成效显著。2018年一季度,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由年初的78.43亿元降至58.97亿元,降幅达24.81%;不良贷款率也下行5.68个百分点至13.86%。此外,2017年,由于贵阳农商行大力处置不良贷款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拨备,导致其拨备覆盖率在年底仅为34.15%,而到了2018年一季度,拨备覆盖率则回升至42.42%。

除了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原因之外,讨论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问题,还是离不开其所处的地域性因素。受经济下行、不良风险加速暴露等因素的影响,贵州省银行业资产质量表现一般。

2013 -2017年,贵州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由2013年年末的1.33%上升至2017年年末的2.63%,显著高于2017年年末全国商业银行1.74%的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尤其是2017年,受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认定趋严的影响,贵州省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年末的1.86%跳升至2.63%。

不过,进入2018年,贵州省银行业资产质量出现好转迹象。一季度,贵州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较2017年年末的2.63%显著下降至2.30%。从贵阳省另外两家可比银行来看,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率、逾期贷款率均不高,2013-2017年间的不良贷款率均在2%以下,且自2015年以来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说明上述两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在持续出清,资产质量向好趋势较为明显。

此外,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的关注类贷款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贵阳银行关注类贷款率在5%以下,贵州银行关注类贷款率则从2015年的6.86%下行至2017年的2.38%,自2015年以来持续走低的趋势非常明显,这说明上述两家银行的潜在不良风险也在持续出清。

与贵阳银行和贵州银行相比,贵阳农商行资产质量表现较差,这既有自身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的原因,也有地域性经济结构受限和较大的历史包袱的原因。种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贵阳农商行背后的银行业务的基础较差,这是其不良贷款率暴增的根本原因。

农商行一般均由农信社改制而来,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产权不清、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提升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夯实金融支持“三农”的基础。不过,由于农信社积弊严重,使得中国农商行普遍存在不良贷款历史包袱较重、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

根据央行《2017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的信息,截至2017年9月末,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率高达4.1 %,显著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农信社资产质量明显差于行业平均。

相比上市银行,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的负面影响较大。2018年年初以来,受不良认定标准趋严及风险暴露等因素的影响,农商行整体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四季度的2.49%大幅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的3.26%,与同时期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的走势相比,呈现较大的分化趋势。

2017年年初以来,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与大行走势出现分化。受不良监管加强等影响,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明显,从而导致拨备覆盖率明显走低,与大行走势出现较大的分化。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和2016年年末,贵阳农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59%和10.57%、8.01%和11.77%;到2017年年末,两项数据分别降至为-1.41%和0.91%,远低于监管要求的标准,资本补充的需求凸显。

在不良贷款飙升的影响下,贵阳农商行2017年年末贷款损失准备缺口高达51.75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为-7.28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更是降至-1.41%。2017年年末,该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合计12亿元计入后,年末资本净额为4.71亿元。截至2018年3月末,贵阳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年初上升8.27个百分点至42.42%,仍远低于120%至150%的监管要求。

根据分析,贵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走低,主要因拨备计提不足产生“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进而构成了资本的扣减项。2017年年底和2018年一季度分别应扣减51.65亿元、33.95亿元,从而对资本充足率造成的影响为-9.96个百分点和-6.55个百分点。而随着拨备增提和资产质量的好转,该扣减项预计逐步下降至零,各项资本充足率也将缓慢上升。

因此,尽管贵阳农商行短期不良贷款率异常飙升,但没有必要因贵阳农商行的个例就对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持悲观态度。实际上,因当前货币与信贷政策已悄然微调,加上去杠杆的节奏更加温和,强监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减弱,有利于缓解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未来银行业资产质量企稳的趋势也较为明确。

银行贷款配置结构解析

银行资产质量一直是市场非常关注的问题,而银行资产质量归根结底取决于银行资产的配置结构,即银行贷款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

26家上市银行年报已全部披露,银行贷款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是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的有力支持。2017年以来,在经济去杠杆、金融强监管等外部形势叠加的影响下,债券融资整体仍然较为低迷且出现结构性分化,非标融资也不断萎缩,此时,银行贷款额度的分配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天风证券对26家上市银行2017年年报数据的整理,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上市银行贷款结构的基本情况,并对银行资产质量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示银行的贷款结构和不良贷款的分布情况,并对市场分析实体行业的信用风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截至2017年年末,上市银行整体资产规模为148万亿元,较2016年年末增长6.29%,2017年年末贷款规模为77.6万亿元,较2016年年末增长10.82%,总体来看,2017年的贷款规模增速快于银行总资产增速。

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中国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以反映贷款收回的可能性并作为计提贷款准备的基础。其中,五级分类中的后三类被视为不良贷款;银行在进行五级分类后应确定各级贷款的计提比例以确定需要计提的贷款准备。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从2016年年末的15122亿元上升至17057亿元,同比增长12.80%,2017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为1.74%,不良贷款率与2016年年末相比基本维持稳定。2017年,“次级”、“可疑”、“损失”贷款分别比2016年年末增长2.61%、19.95%、18.86%。

上述数据显示,2017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仍有所增长,但是不良贷款率相比于2016年已经趋于稳定,2017年,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的规模大幅上升,且占比比2016 年也有所提升。由于银行业不良贷款与经济周期紧密相连,在经济平稳运行的情况下,不良贷款新生成数量会逐渐减少。从不良贷款率变化的角度来看,与2016年相比,2017年经济发展情况有所企稳。

在目前经济去杠杆、金融强监管等外部形势叠加的影响下,债券融资整体低迷且出现结构性分化,随着非标融资的不断萎缩,再融资压力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颗稻草,银行对于企业的再融资支持尤为重要,回顾2017年银行的贷款结构分布情况和未来重点关注的领域,银行贷款额度给到了哪些行业和区域?未来银行贷款又将继续重点支持哪些行业?而这些对银行个体和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在对公贷款中,银行信贷的行业投向直接影响其不良贷款的生成率,因此,优化公司贷款的行业结构是银行信贷业务中的重要内容,银行需要结合外部形势的变化,调整贷款投放领域,调整的标准主要是考虑监管政策的因素,优先支持符合政策导向的行业。

根据相关银行年报,在国有五大行的对公贷款中,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两个行业的贷款占比均在15%以上,而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的贷款力度也较大,贷款占比基本均在10%以上。根据中国银行年报,2017 年,其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占比高达23.2%。

与2016年相比,2017年,国有大行对公贷款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贷款占比有所增加;而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贷款占比则有所下降。

整体来看,银行制造业贷款额度的占比较高,但最近几年是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国有大行降低了对过剩产能等风险点较多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同时逐步加大了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政府支持领域的信贷投放。

在股份制银行的对公贷款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占比较高,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均在15%以上,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占比均在10%以上。与2016年相比,2017年,股份制银行对公贷款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占比有所增加;而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的贷款占比则有所下降。

在城商行的对公贷款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占比较高。与2016年相比,2017年,城商行对公贷款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贷款占比有所增加;而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的贷款占比有所下降。

在农商行的对公贷款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占比较高,其中,对制造业的贷款投放占比基本均在35%以上。与2016年相比,2017年,农商行对公贷款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有所增加;而制造业虽然整体占比高,但是相比2016年也有所下降。

分析银行信贷投放的区域分布可知,国有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区域分布较为分散,但是整体而言,东北地区的贷款投放量相对较少。就国有五大行披露的分区域贷款结构数据来看,东北地区信贷投放额度占总额度的比例基本在5%左右,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等基本都在10%以上;就城商行和农商行而言,其业务则相对集中在本省/市的范围内,地域性色彩更为强烈。

信用风险隐患未除

在分析了银行贷款投放的行业和地域分布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银行不良贷款的重灾区究竟在哪儿?

根据上市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率情况,整体而言,2017年,多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仅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三家银行2017年不良贷款率比2016年有所上升。

综合银行年报里披露的信息,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外因主要包括外部经济环境企稳向好,经济结构发生积极转变,增长动力稳步转换,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以及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内因则多是银行持续优化信贷政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优化公司贷款的行业结构,加大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持续强化信用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内控案防长效机制等。

相应地,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原因也分为内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受外部金融经济形势影响,部分民营中小企业、低端制造业等客户经营困难,融资能力下降,出现资金链紧张、断裂、无力还款等情况;部分企业去产能的压力仍存,部分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上升,负担加大,影响银行信用风险暴露;2017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和运输成本急升,对下游行业形成较大的经营压力,部分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的企业信用风险暴露仍持续增加;部分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受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行业内竞争加剧、盈利下降,出现信用风险;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业贷款风险有所上升。从内因来看,不良贷款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是银行的信贷结构、授信范围、风险化解以及不良资产清收、资产保全能力等。

在26家上市银行2017年年报中,有14家银行年报披露了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我从这14家上市银行披露的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的情况来看,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农林牧渔业的不良贷款率较高,且2017年较2016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农林牧渔业不良贷款率增长最快;租赁及商贸服务、教育、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不良贷款率较低。

结合2017年上市银行年报披露的分行业不良贷款率和2017年分行业不良贷款率较2016年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呈现两高的局面:即不良贷款率处于所有行业的最高水平,且不良贷款率的增长幅度处于高位。

由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国内外需求的下滑,以及2017年以来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实体经济和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升,部分制造业企业信用风险加剧,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强周期性行业及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甚至出现信用风险;而批发零售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小微企业数量多,叠加互联网对实体购物的冲击,部分批发领域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从而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暴露。

由于房地产市场2017年严调控的升级,部分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债务成本不断加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暴露,房地产行业2017年的不良贷款率比2016年有所上升。总体而言,各银行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房地产企业还有很多信托等非标准化融资,因此,银行不良贷款率对地产行业不良贷款情况的反映可能会有所失真。

针对各区域经济特点及客群差异,商业银行可以对各地分支行实行差异化分类督导管理。对风险较高的地区提高授信准入标准、动态调整业务授权,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截至2017年年末,浙江省不良贷款余额为1478亿元,相比年初净减少2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0.53个百分点至1.64%,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在各区域中的改善幅度较大;北京、上海、河南和厦门等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也呈现“双降”态势;而吉林、山东、贵州、西藏等地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则呈现“双升”趋势。与银行贷款的行业分化相类似,区域分化之势也较为明显。

由于各家银行发展策略的不同和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差异。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也有所差异,目前,各家银行重点关注的风险行业领域主要有哪些?重点布局并支持的行业有哪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行业可能存在的价值和风险,我们根据26家银行年报中对其信用风险管理目标的定位和公司对于2018年前景的展望与应对措施的工作安排进行分析。

从行业层面来看,银行仍然着力压减“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投放,并且执行严格的准入标准,着力压缩退出重大风险客户和低端过剩产能客户,特别是涉及去产能、去杠杆和符合“僵尸企业”标准的客户。对于房地产行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上海银行等均做出相应的风控部署,工商银行提出要加强房地产行业的风险管理,审慎把握库存消化周期较长的三四线城市新增住宅开发融资,从严控制商用房开发融资;农业银行则提出要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各项监管要求,坚持“一城一策”的差异化管理策略,从严控制高库存城市的住房项目及地价过高的高成本项目。

与此同时,在信贷风险管理布局上,招商银行提出坚持“现金流稳定覆盖、业务模式合规”的准入标准,将资源投向按市场化、商业化原则运作且具有良好现金流、符合政府购买(采购)、PPP模式的政策要求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业务;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还提出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存量贷款管理,持续优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结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量进行控制。

根据年报,各家银行基本都表示将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引导信贷资金脱虚向实。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制造领域、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业内龙头企业和地区优势企业,优先投放涉及节能环保改造和技术改造升级的融资需求。对于地产和城投等行业,银行的支持力度则更有差异性和针对性,如工商银行提出积极支持重点区域、大型优质房地产客户、政府购买服务棚改区改造房地产客户融资需求,建设银行提出房地产项目重点支持优质房地产客户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积极开拓住房租赁市场,上海银行提出支持租购并举下的房地产及城市更新改造。

从区域上而言,商业银行表示将积极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不同区域的分行因地制宜。充分挖掘自贸区、产业园区、改革试验区等国家给予特殊支持政策区域和“一带一路”等重要节点城市的业务机遇。

总体来看,2017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仍有所增长,但与2016年相比,不良贷款率则逐步趋于稳定;2017年,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的规模大幅上升,且占比与相2016年相比也有所提升。

从信贷投放的区域分布而言,国有五大行在东北地区的贷款投放量相对较少,从各地银监局披露的信息来看,吉林、山东、贵州、西藏等地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双升”趋势。未来商业银行将充分挖掘自贸区、产业园区、改革试验区等国家给予特殊支持政策区域和“一带一路”等重要节点城市的业务机遇。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随着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力度的加大,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的退出将进入攻坚阶段,信用风险将可能持续暴露,商业银行将面临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的压力。

对“两高一剩”行业仍然执行严格的准入标准,着力压缩退出重大风险客户和低端过剩产能客户,特别是涉及去产能、去杠杆和符合“僵尸企业”标准的客户“。

对于房地产和城投等行业,银行的支持力度则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和针对性,积极支持重点区域、大型优质房地产客户、政府购买服务棚改区改造房地产客户融资需求,城投平台需要满足现金流稳定覆盖、业务模式合规,同时积极开拓住房租赁市场,支持租购并举下的房地产及城市更新改造。

对于库存消化周期较长的三四线城市新增住宅开发融资则相对会审慎把握,并从严控制商用房开发融资,高库存城市的住房项目及地价过高的高成本项目。

同时,各家银行基本都表示将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引导信贷资金脱虚向实。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制造领域、现代服务业领域等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业内龙头企业和地区优势企业,优先投放涉及节能环保改造和技术改造升级的融资需求。

受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市场需求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公司信用风险仍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银行不良贷款也有所上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仍是不良贷款的重灾区行业,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增速均偏高。

房地产行业2017年的不良贷款率相比2016年也有所上升。总体而言,各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企业除了银行贷款外,还有很多信托等非标准化融资。由于这部分融资的情况银行并不完全掌握,因此,银行不良贷款率对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情况的反映可能会有所失真,尤其是对于非标融资过于依赖、表外隐性负债规模较大的房企的风险仍然需要给予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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