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新棋局
2018年4月20日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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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路径初形成,中国金融行业将迎来新纪元,也将成为A股市场中长期最大的预期差。  

本刊特约作者 李坤昌/文

新一轮金融开放来了!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中国将采取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其中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翌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对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等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易纲说:“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同时,易纲宣布将在2018年年内出台12项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主要集中于放宽外资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提高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额度、放宽外资经营保险业务限制。

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相比于对内改革,过去四十年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对滞后,中国金融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加快金融开放成为重中之重。

在银行业方面,将放宽或取消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即AM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即债转股子公司)、理财公司(即资管子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并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在保险业方面,放宽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并将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

在证券业方面,放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外资持股上限,取消合资券商必须要有一家境内证券公司为股东的要求;大幅扩大合资券商业务范围,使内外资券商业务范围一致。允许外资控股券商,意味着外国金融机构将可在国内同时控股银行和券商,按照“内外一致”原则,很可能也意味着:完成统一监管架构搭建的中国金融业,其改革对内开放也将迎来新阶段。

十九大定改革开放总基调,博鳌论坛表态释放积极开放信号并加码细化时间表,金融开放路径初形成。再加上MSCI 加入在即,政策及市场的双重推动将加速中国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进程,2018年中国金融行业将迎来全面开放的新纪元。

金融开放现状

光大证券表示,近年来,中国整体的对外开放进程正在加快,金融业也在对外开放的潮流中砥砺前行。客观地讲,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对缓慢,落后于整体开放进程。

一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用开放指数(=1-金融业FDI限制指数,后者来源于OECD官网,0代表“完全不开放”,1代表“完全开放”)。从国际横向比较上看,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仅高于缅甸等国家,与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与越南等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开放程度处于较低的位置。中国金融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仅高于缅甸,整体处于相对较弱的状态,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空间较大。

光大证券研报显示,目前,中国的金融开放指数为0.51,远超2003年的0.32。这显示出过去的15年内,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但是,中国的开放程度仍处于G20国家的底部。多数G20国家的开放指数处于0.9-1.0之间,中国几乎相当于这些国家的一半,这说明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光大证券研报显示,从金融业的细分领域来看,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各有差异,其中,保险业的开放程度较高,银行次之,证券行业的开放程度最低。

从银行业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占比较低,且逐年下降。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2.93万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中占比约为1.26%,且这一比例从2011年以来持续降低。这主要是因为近10年来中国银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外资银行的发展步伐相对较慢。

除了规模占比较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并不理想。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虽然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略有下调,但两者差距并未明显收窄。截至2017年年底,外资银行总资产利润率为0.48%,仅为全国银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一半。

与银行业的开放程度相比,中国在保险业的开放程度较高。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资产规模扩张较快,从2004年的413.05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9118.07亿元。截至2016年年底,外资公司总资产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5.93%,虽然较2015年略有下降,但从历史来看,整体处于上升的水平。

从保险的种类来看,外资保险业务主要的开展领域是寿险。这与中国财险业务主要以车险为主有关,外资公司受制于服务网点有限等因素,参与度较低。外资保险公司寿险业务品种较为丰富,参与度相对较高。

外资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途径为基金,一方面表现为QFII投资额度中基金公司的占比较高,另一方面表现为外资对基金公司的股权参与比例高于券商。

基金公司方面,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基金公司总数为113家,其中外资参股家数45家,占比为39.82%,占比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内资基金公司增加较多,而外资基金公司数量较为稳定。

证券公司方面,截至2018年1月27日证监会的最新公告,中国当前证券公司总数为131家,基本为国内控股的法人主体,其中外资参股为13家。仅1家为外资控股——汇丰前海证券,持股比例为51%。

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现状,2017年1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要求“服务业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2017年年初以来,为落实上述部署,多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持续推出,主要集中在放开境外机构开展金融服务的限制(包括支付、信用评级等),简化部分业务行政许可流程,明确外资机构入股境内机构政策,以及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业务流程等。

全面开放作为中国2018年发展的重要纲领,近日博鳌论坛再度彰显了中国全面开放的大国姿态,而此次金融行业则领军在前,落地于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及放开外资经营限制。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在金融行业的开放上,易纲表示,在2018年上半年以下六项开放措施将大部分到位: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3年后不再设限;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元人民币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元人民币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第六,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除了上半年的开放举措以外,易纲还提出2018年年内会有以下措施推出: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第三,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要求。

“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我们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易纲说。

易纲还表示,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银行竞争格局难改

本次易纲讲话中提到的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主要包括:放宽或取消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AMC、债转股子公司、理财公司资管子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未来几个月内将“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年底之前将“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年底之前,“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对于即将到来的银行业对外开放,中银国际认为,即使监管对外资行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但外资银行自身是否有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的动力尚存疑问,且国内银行在过去十多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身经营实力大大夯实,在包括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并不落后甚至超过外资银行。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已有近20年,通过对与外资银行相关的监管文件的梳理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要求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目前来看,已经形成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与《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在内的相对完整的监管文件。与入世前相比,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业务牌照、分支机构设立等方面都已大幅放开。

根据目前的最新监管要求,从具体业务限制来看,目前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基础业务牌照上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外资银行除了在债券业务方面依然受限,其他业务基本已经完全放开。

在分支机构设立方面,在2014年新版的《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已经取消了原先对外资银行在一个城市一次只能申请设立1家支行的规定,同时取消了支行营运资金的最低限额要求。因此,可以说现有监管要求对外资银行在业务经营上的限制已经基本消除,新版路线图中所提及的内容更多是对现有规则的补充与完善,与现行规则相比变化不大。

与不断放开的监管限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外资银行在国内的竞争力不升反降,从市场份额来看,外资银行所占比重从2007年最高2.36%的水平下降至1.26%,而在盈利能力上,外资银行的ROA也较境内银行有着一定差距。因此,可以看到对外资行市场准入和业务限制并非是决定外资行在国内竞争力变化的核心因素。

中银国际认为,过去十几年,外资银行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经营理念和激励机制的适应性问题。外资银行整体经营风格更为保守,并不能够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因此,很多时候无法很好满足国内市场客户的需求,与此同时,更为繁琐的审批流程使得业务推进效率低于本土银行。在激励机制方面,外资银行的薪酬体系比较僵化,尤其在过去十几年国内银行业快速发展阶段,综合收入水平难以与国内银行比较。

其次,网点布局不足。经营网点的限制虽然在逐步放开,但远不及国内银行网点的扩张速度,因此,在服务半径上有所制约。

再次,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外资银行调整了其经营重心,部分银行甚至解散或者出售国内业务分部。

因此,中银国际认为,此次国内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对现有市场格局能够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并不会对国内银行的经营造成额外的冲击。

此次易钢行长所提及的金融放开路线中,放开国内银行持股比例限制也是12项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之一。根据现行的规定,单个境外机构对单个中资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能超过20%,多个境外机构的合计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5%,而根据新版路线图要求,未来境外机构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的限制将完全放开。这也意味着外资银行理论上能够突破对国内银行持股比例20%的限制,甚至可获得境内银行的控制权。

但中银国际表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外资银行获得国内银行绝对或者相对控制权的可能性较低,更多还是会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进入国内银行。其主要原因是虽然未来外资对于国内银行投资比例的硬性限制破除,但包括大股东等,监管机构仍会带来一些软性门槛。

目前,国内银行绝大部分均为国有控股,因此外资银行在成为控股股东前需要与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达成一致,考虑到银行业在国内的系统重要性地位,国有股东放弃控制地位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外资银行在控股国内银行时会面临来自大股东层面的软约束。

另外,还有来自监管方面的软约束。根据银保监会2018年年初颁布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单独或合并拟首次持有或累计增持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报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核准。对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拟持有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行政许可批复,有效期为6个月。审批的具体要求和程序按照银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并同时要求“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因此,虽然对于外资机构的投资持股比例完全放开,但其股东资格依然需要通过国内监管机构的批准,且在参控股数量上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同样对外资银行控股国内银行带来制约。

中银国际同时表示,从参股角度看,考虑到国内银行外部资本补充需求以及战略合作的开放态度,引入外资的空间依然较大,而对外资银行而言,国内银行较高的ROE水平具备吸引力,因此,预计外资银行更多还是会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进入国内银行。

中信证券也表示,进一步开放短期来看对中资银行业务分流有限。经验显示,过去十年外资行虽已被放开核心业务但在华总资产年复合增速仅为4.7%,市场份额则长期在2%附近。银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客户、渠道与产品,即使全部放开外资行也难以突破上述瓶颈,预计跨境、跨币种业务仍为短期经营重点。

长期来看则有助提升国内银行公司治理与经营水平,稳健可持续发展可期。一方面,股比限制的完全放开,有利于国内银行夯实资本;另一方面,外资行在公司治理、产品设计和合规管理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无论是合资方式下业务合作,或是纯外资经营带来的“鲶鱼效应”,都有助于中资银行提升短板。

保险市场冲击有限

保险业作为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整体进程中开放时间最早的子行业,开放力度最大。国内保险市场早在1992年便以试点形式开始对外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又进一步加快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

自2005年起,随着三年过渡期的结束和协议的履行,外资保险公司所受限制不断减少,目前,除寿险合资公司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0%的限制外,对外资已没有其他限制,基本实现了保险业的全面对外开放。

自中国放开外资准入限制以来,外资险企在国内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从资产规模上来看,根据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外资保险公司座谈会上给出的数据,截至2017年7月末,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1万亿元,相较入世之初的30亿元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从数量上看,外资财险公司由2004年的12家增加到2018年2月的22家,占比从46.2%下滑到25.6%;从市场份额看,2017年,外资寿险公司、财险公司分别实现保费收入1934亿元、206亿元,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7.4%、2.0%。

2017年以来,政策不断提出要进一步加大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力度。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在服务业方面要重点放宽对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外资准入限制;2017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积极利用外资,持续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明确对外开放时间表、路线图;2017年11月,外交部宣布,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中方重申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对于保险业的外资准入政策,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持股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本次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要确保外资准入政策实施的落地。国信证券认为,考察该项政策对行业的影响,应该从行业的发展模式以及行业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考量。

国信证券表示,区别于人身险公司,外资财险公司的持股比例早已经放开,但市场占有率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2017年仅为2%。虽然在之前由于外资财险公司不允许经营交强险,可以部分解释其市占率较低的现象,但即便是在2012年放开外资财险的交强险的经营资格之后,外资财险公司市占率仍处于低位,因此,外资险企在中国业务的发展,除了持股比例以及业务牌照之外,其在实际经营上面临的困境可能更为重要。

外资寿险2017年市场占有率为7.4%,也并不占优势。国信证券认为,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后,外资险企在国内的市占率情况依然较低,除了外资寿险公司持股比例受到的限制、中外股东在发展理念上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对合资险企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外资寿险公司在代理人渠道、品牌认知上依然处于明显劣势。

外资寿险公司在产品上具有优势,但不足以成为寿险公司分化的核心能力。一方面,在产品设计上,成熟的外资险企往往具备一定优势,从衡量保单盈利能力的新业务价值率来看,友邦保险(整体)的新业务价值率不断提升,受益于国内保障型产品的崛起,友邦中国的新业务价值率也屡创新高,反映出中国区保单的良好质量。2017年上半年,友邦中国的新业务价值率达到92%,远超中国平安同期37%的水平。但寿险产品区别于一般的消费品,产品本身的优势很难转化为外资险企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在资金运用上,外资险企表现也优于国内寿险公司。2012-2016年五年间,保诚和友邦保险平均总投资收益率达到7.0%和5.2%,而同期平安、人寿、太保和新华总投资收益率分别为5.2%、4.8%、5.4%和5.3%。但因为资产本身相对于产品销售而言是后环节,外资险企在资产运用上的优势也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

外资险企布局与国内消费需求存在差异,品牌认可度不如国内险企。寿险产品本身属于个人业务,保险公司的保单销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费者个人对于公司品牌的认知程度,特别是结合到产品特性来看更是如此。外资品牌的认可度往往存在于高端客户领域,类如友邦保险在内地高端客户的布局,但国内保险需求的崛起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国内一般的民众而言,外资品牌的认可度并不高,远不如平安、国寿、人保、太保等公司的认可度。

外资险企在经营网点设置上不具备优势,代理人体制的建立面临困境。搭建代理人团队是外资险企本土化最为困难的一个环节。保险销售作为一个渠道非常下沉的零售业务,代理人渠道的建立是影响寿险价值创造的核心因素。国内的龙头保险公司往往会在全国搭建5-6级的分支机构,外资险企却只能采用特色化、小而精的战略定位,在一、二线城市搭建分支机构,这直接限制了代理人渠道的下沉情况。

综上所述,外资险企不管从市场份额还是竞争优势上都还不及中资保险公司,在放宽外资寿险公司持股比例限制的政策落地后,对传统寿险市场格局的冲击仍然较为有限。但更为多元化的行业参与者也能丰富行业生态,同时外资险企也需要在特色分市场中建立自身优势。

券业机遇挑战并存

中泰证券表示,金融行业对外开放提速,对于券商行业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增量资金的进入提升市场活跃度,允许外资控股,合作深度有望增强;同时外资更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使得牌照的价值进一步下滑,竞争紧迫感将有所提升,券商寻求转型发展,加速国际化布局。

回顾并展望金融机构对外开放历程,首先在于体制机制,从交易渠道看,目前已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交易模式,未来有望继续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易所的合作,充分参与全球化交易,同时,近期CDR顶层设计出台,境内投资者有望分享新经济独角兽红利。

从资金渠道看,3月13日,上交所表示拟提高QFII、RQFII交易以及持有A股比例分别至10%、15%,根据中泰证券测算,截至2017年底两类机构持股比例仅为0.02%,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随着MSCI的临近,境外资金进入预期增强,境内公募基金销售开启,市场活跃度有望提升。

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层次在于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2002年起,根据加入WTO协议,中国允许外资参股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持股比例上限设为三分之一,2012年将该比例提升至49%,CEPA协议后,中港合资比例提升至51%,2017年11月,财政部表示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统一提升至51%且三年后不设上限,年内公布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表明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券商行业对外开放全面打开。

中泰证券认为,中国金融环境具有特殊性,政策拟允许外资控股,合作机遇大于竞争,外资有望选择优质的金融机构,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一方面保持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踪,同时享受较高投资收益。同时目前已有外资持股子公司的券商有望在层面上加深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

另一方面,在外资允许控股的情况下,内资券商的“牌照红利”将进一步减弱,“靠天吃饭”局面迫切需要改变。中泰证券认为,在经纪业务佣金持续下滑、投行发审趋严、大资管经历“涅槃重生”的挑战下,积极参与国际化发展,寻求新业务增长点将成为券商转型的一大趋势。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对券商年度经营业绩的统计,2016年,中金公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光大证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达到10%以上,2017年,中信证券并表里昂证券,华泰证券并表AssetMark,海外业务收入更上一个台阶,根据目前公布的年报来看,广发证券、兴业证券等券商实现海外业务翻倍增长,行业国际化布局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中泰证券表示,目前内资券商国际化业务布局多集中在经纪业务层面,未来随着政策升温,有望实现业务领域的拓宽。一方面,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对外开放等机遇有利于内资券商投行逐步缩小在定价权等方面与欧美投行差距,同时CDR顶层设计出台,券商作为潜在托管发行机构业务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国内原油期货上市,人民币定价权提升,随着FICC标的品种的增多,内资券商的全球参与度提升,券商期货经纪、场外衍生品业务的发展迎来机遇,而对外开放带来更多对冲需求,具有衍生品业务优势的龙头券商有望充分受益。

A股牛市新起点?

此次,易纲还宣布,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从5月1日开始执行。

广发证券表示,互联互通机制的额度变化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国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的态度。2014年11月,互联互通启动后,沪港通设置总额度限制和每日额度限制,2016年8月,互联互通总额度限制取消,但每日额度限制依然存在,沪股通和深股通目前每日的额度均为130亿元人民币。此次宣布从5月1日,将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这些措施背后的脉络都是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而互联互通金额的调整,实质上是在为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铺路。

2017年6月21日,MSCI公布,从2018年6月开始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ACWI全球指数。当时公告显示,MSCI计划初始纳入222只大盘A股(2018年3月调整为236只)。基于5%的纳入因子,这些A股约占MSCI新兴市场指数0.73%的权重。这是继沪港通、深港通之后,A股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又一标志性事件。

广发证券表示,短期来看,提高陆港通每日额度,A股纳入MSCI“两步走”计划很可能并为“一步走”;长期来看,提高陆港通每日额度,有助于提高纳入因子以及标的股票扩容至中盘股。

2016年6月,MSCI官网明确指出,A股纳入MSCI要分两步走的目的就是以缓冲沪股通和深股通当前尚存的每日额度限制。在“纳入日期之前沪股通和深股通的每日额度被取消或者大幅度提高,MSCI不排除将此纳入计划修改为一次性实施的方案”。

长期来看,提高陆港通每日额度,有助于提高纳入因子以及标的股票扩容至中盘股。2017年6月,MSCI官方公告中指出,下一步 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进程可能涉及增加当前仅为5%的流通市值纳入因子以及加入中盘A股部分,前提条件有四个,其中两个与互联互通有关,分别是:互联互通机制长期稳定运行与沪股通和深股通每日额度的放宽。

广发证券测算,按5%纳入因子,预计短期纳入MSCI在短期内会给A股带来约1000亿元的流入资金。广发证券预计,考虑到主动型基金可能会提前配置,在“两步走”情况下,预计这1000亿元流入资金中大部分会在6月1日前后流入,剩余部分会在9月3日后流入。在“一步走”情况下,预计这1000亿元资金均会在6月1日前后流入。

而根据MSCI的进度,A股市场最终将全部被纳入到新兴市场指数,这将会在中长期的时间内带来约2万亿元的增量资金。

平安证券表示,近年来,随着人民币从计价货币向储备货币的配置转变,A股市场的境外资金配置提升空间巨大,除了受益于MSCI的被动资金配置之外,也同样受益于金融开放下全球资金的主动配置需求抬升——A股具备基本面稳健且低估值的优势。

因此,在中国金融开放提速加码的背景下,MSCI的纳入对A股市场的影响将更具备里程碑意义,从增量资金(初始的千亿规模)、机构投资者比重抬升(价值投资环境以及资本定价的有效性改善)、停复牌制度的指数调整规则(上市公司更侧重于经营而非炒作),A股市场在向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加速进发。

平安证券表示,中国金融开放大势所趋,在金融开放及监管加强的双重作用下,2018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将保持扩容并将全面提质,强监管将优化市场环境,多层次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将实现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强国之路也渐渐清晰。

“对外开放是A股中长期最大的预期差。”华泰证券表示,叠加上改革开放40周年因素影响,超预期的对外开放有望强化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势,加速催化A股牛市。

华泰证券表示,2000年,美元指数下滑,资本回流新兴市场进行再配置,外生流动性宽松触发了2005-2007年A股牛市,这中间间隔了5-6年左右。但此次受到改革开放超预期影响,本轮美元指数下行到触发A股牛市的时间间隔有望显著缩短。

从美元周期的维度来看,预计本轮美元周期已经进入长期弱势周期,未来有望呈现波动下行的走势,此时资金可能会重回新兴市场进行再配置,而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较强韧性,以及市场健康性的强化,有望加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相比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印度、市场较小难以承接大量资本流入的东南亚,中国市场预计将充分受益于资本回流。

外汇占款增长将会成为中国基础货币供给的新支点,这将会给境内基础货币带来新的边际增量,外生性宽松将在较长时间内利好A股市场,有望迎来一轮长周期牛市行情。而目前各类资产价格中对于对外开放的预期并不充分,因此,对外开放是A股中长期最大的预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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